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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系泰山的冯玉祥(三)真情故事
作者:档案管理科  赵学法  发布日期:2018/6/25 15:56:00  点击: 491



冯玉祥息影泰山期间表现出的忧国忧民思想和高风亮节品行,备受后人推崇。而冯将军在泰山的真情故事,则表现了他铭记先烈、不媚权贵、匡扶正义、爱憎分明、刚正不阿、关爱百姓的人格魅力,在齐鲁大地广为传颂,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建祠立碑

由于冯玉祥参与策动了辛亥滦州起义,并担任起义军总参谋长,所以对起义中壮烈殉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念念不忘,对起义的失败教训也刻骨铭心。他第一次隐居泰山期间,做的第一件功贯千秋的大事,就是节衣缩食,倡议各界,修建滦州革命烈士祠。由于辛亥滦州起义由当时新军中的“山东同乡会”发动,在山东建祠合乎情理,而选址泰山,又蕴含了烈士之死重于泰山的寓意,所以一呼百应,得到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冯玉祥以向普照寺捐款330元大洋的方式,换得该寺东北隅山坡下庙田“壹大亩五分六厘”,“做祠堂永远之地基”,并立据刻石为证[1]。冯玉祥率部在原地基础上拓展四周,劈山凿石,削凸填凹,将1.56亩扩为3亩多;然后亲自设计监造,历时数月,构筑殿宇三层、过厅一层及其高墙大院。祠宇竣工后,冯玉祥遣员从曹州(今菏泽)购来百株梅花植于祠前,手书隶体“梅花岗”三个大字,镌刻于祠前巨石,以示滦州起义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南北相映之意,亦以梅花傲霜斗雪的品格,象征起义烈士的不屈精神。整个建筑群坐北面南,北高南低。正门以泰山石雕凿而成,上悬“革命烈士祠”五个楷字。进门不远处上八级台阶为过厅,再上八级为正殿平台,上建前厅三间,七梁十二檩,仰瓦歇山顶,四周为回廊,有明柱排列支撑。前厅专供祭祀之用,轩朗敞亮,庄严肃穆。前厅往北为中院,东西各有配殿。再往北为后院,筑有烈士祠正殿。殿门迎面高悬匾额,上书四个遒劲大字“藉慰英灵”,落款者为薛笃弼(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和黄少谷(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正殿居中之处,设滦州起义烈士王金铭、施从云等六位烈士牌位,上书“辛亥革命滦州起义诸先烈之灵位”。殿内立有大量政要和文化名人题写的碑刻;殿前地面用鹅卵石铺出“抗日救国”四个大字(1938年日军侵占泰安后被破坏)。殿内右置冯玉祥撰文、王易门丹书《泰山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祠记》碑,高2米、宽1米、厚0.2米,两面镌刻,以2400字的宏阔篇幅,简述滦州起义的背景、经过、目的、意义、遗憾、决心,表示“人心不死,国终可强”、“恢复失土,以雪斯耻”(见现存碑文)。殿内左侧立有《王公子箴(王金铭字)、施公燮卿(施从云字)两烈士赞》碑,高约1.7米、宽约0.7米,碑文为时任国民政府军务部代部长、原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撰书,称颂两烈士“为民族争光荣,已播革命之种,豪气纵横,不计成败,其丰功伟烈,直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媲美而齐名”(见碑文)。中院东配殿奉祀被军阀杀害的郑金声烈士(滦州起义后援军总司令)和郑振堂烈士,碑文均为宋哲元撰写;西配殿奉祀张绍曾(滦州兵谏的主要发动者,1928年被暗杀)和郭松龄(1925年发动滦州事变,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后被杀),各有冯玉祥撰写的纪念碑文(今均移立正殿内)。烈士祠于1933年落成后,隆重举行了由冯玉祥主祭、各界人士及烈士亲属参加的祀灵仪式。新中国成立后,泰山辛亥滦州革命烈士祠得以修葺保管。2005年,将冯玉祥纪念馆由普照寺移至烈士祠前厅,实现祠馆合一。

冯玉祥捐资在泰山建造“滦州革命烈士祠”的义举,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当时,国人面对日寇步步入侵、国土不断沦陷的危局,深感共和开国的艰难与革命先烈的可敬,对滦州起义烈士的追思与悼念,形成了社会各界一致的呼声。1934年8月,身在泰山的冯玉祥,向国民党中央党部递交了题为《为缕陈革命先烈王金铭、施从云等起义死难始末,恳于国葬、建祠、铸像、立传,以慰忠魂而励人心》的呈文,激扬文字长达2000余言,并附有14位烈士的姓名、籍贯、职衔表。同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41次常会为此作出专项决议,“案准冯委员玉祥等提议”,同意“在滦州建纪念碑或纪念塔;事迹交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交抚恤委员会议恤”[2]决议案下达行政院后不久,华北形势危急,滦州一带已被日军控制,在此地立碑建塔已不可能。这时,冯玉祥已于1935年12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提议在泰山建造滦州起义纪念碑,政府同意并拨付专款,于同年年底动工,1936年9月落成。此碑矗立泰山普照寺南,以凌汉峰为依托,雄伟耸峙,直插云霄。纪念碑基部台高2.5米、长29.5米、宽26米。台上松树横竖成行,高台四面以砖砌柱,柱高1米,柱间以鹅卵石砌成高0.8米的花墙。正门在南,台阶12级;东西各留侧门,台阶6级。纪念碑由泰山大理石筑成,由下而上分为底座、碑座、碑体、碑首四部分。底座正方体,由雕凿长条大理石砌成,高1.1米、边长11米,寓意滦州起义发生在1911年;四角立柱,柱间以雕花石板相连。碑座亦为方形,三层,层层抹角,逐层外展。碑体下端,以长条大理石镶嵌四角;碑体顶部,覆以冰盘盖石,上有画戟形避雷针。碑体正面刻有“辛亥滦州革命烈士纪念碑”11个隶体大字,金光闪闪,蔚为壮观。落款为“民国二十五年九月”。纪念碑高耸入云,威武擎天,象征着先烈们“功业与日月争辉,英名共泰山齐寿”。纪念碑落成时,民国军政要员、起义参加者和烈士后昆均礼服盛装亲临大典仪式。冯玉祥特地将当年的士兵标志佩戴在将军服上,以示不忘辛亥年间的士兵生涯和旧日袍泽,宣读《祭文》时则悲愤难抑,声泪俱下,与会者无不肃然起敬,感怀万千。

手杖风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乞求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国际联盟”主持公道。1932年1月,国联派出李顿[3]爵士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煞有介事地来中国考察。是年6月11日,韩复榘致电冯玉祥,转述国联调查团游泰山要求会见冯的意见。冯玉祥辞以有病,拒绝会面,并躲到三阳观度过了一天,直到下午6时调查团车队北去后才返回普照寺。他对三阳观周围的百姓们气愤地说:“这是一群着洋服的强盗啊!他们是来强迫我国政府接受卖国条约的。”[4]

调查团一行5人在南京国民政府要员的陪同下,乘坐南京政府特备的高级花车来到泰安,调用200多顶山轿,准备把他们和陪同的南京政府官员抬上山顶。但李顿却节外生枝,拒绝坐轿,坚持徒步登山,7个小时才攀上南天门。游遍名胜古迹吃罢野餐后,举团甚欢。但遗憾的是,团长李顿的手杖丢了。他非常懊恼,声称手杖是珍贵的纪念品,惋惜的不是金手柄,而是遗憾来自一位女士的馈赠。当调查团下到泰安火车站时,李顿的爵士风度荡然无存,尽显一副无赖嘴脸,扬言找不回手杖,拒登专列。顾维钧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将李顿劝上火车。

  时任泰安县长周百锽对李顿丢失手杖一事异常惊恐,动用大批军警满山遍野地搜寻,终不见踪影,遂将两位毫不知情的轿夫头目抓进衙门讯问,后又将下山的香客也抓了起来,不到半天拘留所已人满为患。冯玉祥闻讯大怒,立即修书一封,派警卫送到县政府,让县长火速到普照寺见他。冯对周说:“不要怕调查团,调查团是强盗团体。要有硬骨、气节。李顿自己丢了东西,你们抓无辜的老百姓成何体统?马上把人全部放了。”冯让周写个告示贴到城里,晓谕百姓,谁捡到手杖送到县政府赏钱200元。周百锽曾供职冯部的政工部门,随冯参加过北伐战争,自然对冯惟命是从,以计而行。泰城西关有个樵夫韩狮豹,第二天在对松山捡到了手杖,害怕被官府反诬为盗,不敢送到县衙,转送给了冯玉祥。冯对韩说:“不要怕,我给你写个条子,送给县长去吧。”周县长见手杖大喜,火速送到尚在济南逗留的李顿手中,并如约奖赏了韩狮豹。

  多年之后,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了这件事,认为手杖系随团的一个日本军人故意扔掉的,“这个军官这样干的原因是他不愿看到调查团玩得那样高兴(散步、谈笑甚至欢跳)的景象。而团员在日本的情形恰恰相反。”[5]

冷对敌伪

  冯玉祥隐居泰山期间,日军情报部门头子土肥原贤二曾数次屈尊前来拜访,企图通过游说分化瓦解抗日力量,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作准备。冯将军心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切齿之恨、不共戴天之仇,根本不理睬土肥原,将其拒之门外。土肥原不死心,每天枯坐数小时不露怨状。他得知冯生活俭朴,常年以大饼为主食,便故意携大饼前往充饥,以示与冯同道。冯的卫士暗窥土肥原难以下咽的痛苦状,不觉好笑,便将此事报告冯。冯立即命令卫士以火腿及浓茶“飨客”。卫士遵嘱,对土肥原讥讽道:“上将知先生日食西餐,今食大饼用心良苦。上将不忍,以此优待先生,俾免难于吞咽。”土肥原面露尴尬,苦笑无言。土肥原最后一次拜访冯玉祥时,冯待其枯坐两小时后才着卫士服装召见。土肥原对换装的冯将军一时没有认出,待冯脱帽坐下后注视良久才惊起,连呼“冯将军”不止。冯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土肥原正要发话,冯却独自看起书来,又把他晾在了一边,一晾又是两个小时。最后,冯对土肥原说:“今日精神欠佳,改日再谈。送客!”4名卫士架起土肥原,冯则率领一排卫士押随其后,像解送重刑犯人一样,把土肥原送下山去。自此,这个狡诈阴险的日本特务头子再也没敢登门。[6]

  1932年4月10日,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企图拉冯玉祥入阁,任内政部长一职。冯玉祥此时已看清了蒋汪合流之后“精卫先生”的亲日嘴脸,拒不从命。汪汇两万元巨款馈冯,冯亦婉拒,复电称:“年来国家财政万分困难,人民生计日益艰苦,甚至终日劳动犹不得一饱。其原因虽多,大概由于连年执政者半耗于不为民生之建设,半耗于任意享受或赠送,动辄百万、数十万,最少数万。受赠者以为来得太易,则任意挥霍,奢侈不已;而理财者反辎铢必较,竭力搜刮。如此现象,每一念及,痛心之至。先生出面执政,乃为御侮图存,是否能够御侮,当属另一问题,惟一文钱都是人民的血汗,不可滥用而养成奢侈之风,勿请竭力倡率而实行之。弟养疴泰山,鲜用巨款,留五百元足矣。”[7]

  1935年1月19日,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曾来泰山拜见冯玉祥。对这个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冯玉祥没看在眼里,在草屋里用煎饼白菜招待了她。冯玉祥的煎饼非同一般,不仅能果腹充饥,还有宣传抗日的功能。原来冯玉祥在泰安隐居时,餐桌上常备泰安煎饼,伙房也备有炉鏊,经常自摊自食。有一天,他去伙房慰问炊事员,发现煎饼上的焦痕像个文字,灵机一动,立即派人去铁匠铺定做了一个摊煎饼的鏊子,并让铁匠在鏊子中间凿上他写的四个隶书字“抗日救国”。做好后,伙房用它摊出的煎饼,在中间便印有“抗日救国”四个大字。从此冯玉祥招待客人都摆上这种煎饼,借以宣传抗日救国。不知当时陈璧君吃着这种煎饼作何感想。可惜,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没能幡然醒悟,最终与丈夫汪精卫双双做了汉奸,于1938年12月潜离重庆,走上了叛国投敌的罪恶道路。

营救志士

  1932年3月,韩复榘的省政府在山东搞了一次针对共产党人的大逮捕。20日夜,军警冲进济南乡村师范,以“共党嫌疑”为名逮捕了山东教育界名流、该校图书馆馆长范明枢先生。范先生在狱中戴铐受刑,惨遭折磨,其婿多方营救,未能叩开高墙铁门。最后在泰安县长周百锽的引领下驰往普照寺,请求冯玉祥出面营救。冯与范素不相识,一听他是社会贤达、仁人志士,当即给韩复榘亲笔修书一封,称:“你治下的山东省,66岁的老人,当共产党治罪,那还了得,快快放出来。”韩接信后伪称被拘人员中没有范明枢此人,企图敷衍塞责,掩人耳目。冯听后大为恼火,立即拨通韩的电话,要韩放人。韩曾在冯部任过团长、旅长、军长等职,终不敢违背老上司的意愿,不得不违心释放范明枢。范入狱83天后重获自由,出狱后立即赶赴泰山,向冯玉祥报告和他关押在一起的七位狱友的情况,他们是徐西哲、徐步云,袁春霆、袁复荣、颜子安、陈元中,李秋岩,均系共产党人,已被“山东省军事会审委员会”的名义,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以“共党首要分子”判死罪。由于他们宁死不屈,未暴露政治身份,不承认是共产党,所以迟迟未执行。冯玉祥知情后,立即派人将七人名单送交韩复榘,并写了“爱国无罪,刀下留人”八个字。韩权衡再三,遂将七人死刑改为“暂缓执行”,后又改为五年有期徒刑,并提前一年“取保释放”,于1936年3月出狱。冯玉祥将军隐居泰山期间,诚拜范明枢先生为师,为其讲授《春秋》《左传》,从中受益匪浅。

  1934年11月9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总指挥、共产党人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捕。“同盟军”失败后,吉转赴平津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国民党对他极为仇视,必欲除之而后快。冯玉祥得知消息后,派人到济南见韩复榘,请他设法营救。冯认为,就当时韩的地位和势力而言,出面找蒋营救吉鸿昌是完全可能的。但韩却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对此置之不理。同年11月24日,吉在北平遇难。冯闻讯悲愤难抑,失声痛哭,数夜不成眠,茶饭不思。过后,韩去泰山见冯。闻韩来,冯面壁而卧,不予理会。韩进卧室后,冯仍未转身,讽刺道:“你富贵了!哪里还看得起穷朋友吉鸿昌呢?”说的韩面红耳赤,无言以对。1938年1月24日韩复榘不战而弃守济南被擒后,蒋介石派张治中到冯宅征求对韩的处理意见。冯挥笔写下16个大字:“违抗命令,叛国降敌,军法从事,决不姑息。”交给张治中时说:“文白(张治中字)兄回复委员长,这就是我冯玉祥的态度。在抵抗日寇战争面前,这16个字不仅适用于韩复榘,而且对一切守土有责的将领均可适用!”[8]冯玉祥以国为重、不念旧情的态度,促成蒋介石枪决韩复榘于武汉,起到了大敌当前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

掩护学者

  1935年,上海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国际间谍案——“神秘西人案”。案件的主角是约瑟夫·华尔顿[9],时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另一个“要犯”则是刘思慕,系当时知名学者,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新闻、外交等部门担任要职。

  刘思慕于1933年秋游学德、奥回国后,在上海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旋即打入南京国民政府内部,负责搜集国民党的机密情报,1934年底又打入蒋介石的“武汉行营”。1935年3月,远东情报局交通员到武汉找刘取情报时,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并搜出华尔顿的德文信件。事发后,当局逮捕了华尔顿,同时对刘发出通缉令。刘思慕携妻辗转逃至济南,暂时栖身他的学生江涛声家中。江无力保护刘,忧心不测,便通过关系找到了隐居泰山的冯玉祥,要求予以庇佑。冯将军当即将刘思慕及其夫人曾苑安置在泰山三阳观,秘密保护起来。是年4月,泰安县大队第三中队负责警卫冯玉祥外围的便衣巡逻,在普照寺西查获两名行迹可疑分子,并搜出了手枪。经县长周百锽审问,乃跟踪搜捕刘思慕的军统特务,二人宣称奉南京命令前来抓人,现已查明刘藏匿冯处,并调来300多人的队伍准备搜山,情况万分紧急。冯遂将刘的详情告知于周百锽,令其严格保密,采取相应对策。周召集属下商议,认为省会韩复榘主席既有保卫冯先生绝对安全之命令,而冯先生又享有可以开枪的特权,如果特务搜山,就当作土匪消灭之,然后再向韩主席报个“处理匪案”请赏。事情闹大了,冯、韩自会出面收拾。第三天,特务又来,扬言要冯交人,否则搜山。周县长说:“经查实,冯处并无刘思慕其人。泰山是我的辖区,没有韩主席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搜山,否则以匪治罪,格杀勿论。只要冯先生的卫队开了枪,我的县大队和驻军决不会袖手旁观……”特务慑于冯威,不敢造次,遂知难而退。事后,冯玉祥将刘思慕夫妇转移到泰山后数十里一位梁姓教师家中藏身。不久,为免生意外,冯征得刘、曾二位同意后,派夫人李德全之弟李连海带手枪队从山后小道护送至潍县,乘车到烟台,换轮船至广州东渡到日本。刘一家到东京后,冯按月汇款接济。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12月末,刘思慕从香港转道回国,专程拜访冯玉祥,倾谈别后情形,受到冯的热情接待。[10]

情注桃乡

冯玉祥将军第二次隐居泰山期间,于1934年仲秋到肥城桃乡巡察,看到硕大无比的肥桃,触景生情,感怀颇多,即兴赋诗一首:“肥城桃,肥城桃,不独富人食,劳苦大众也要吃个饱。” 这首《肥桃诗》充分体现了冯玉祥将军的拳拳爱民之心,由此萌生扶持肥桃发展的念头。

1934年初冬,冯玉祥派部属宋海亭和恭振亚到肥城县第五区(今王瓜店街道)北仪仙村筹建桃园,租下10亩水浇地,雇人深耕,买施圈肥20小车(约合35方),购毛桃核400余斤播种。次年长出旺苗,高1.5米左右。1935年10月底冯玉祥离开泰山时,指派宋海亭等人留守,妥善管理桃园。民国二十四年(1935)《方舟》报第19期以《泰山桃李将成阴:冯移植肥城桃计肥桃树苗八万株》为题,报道了这件事:“(济南通讯)中委冯玉祥在泰山作寓公三年,植桑养蚕办理小学,成绩甚著,所植果树亦甚多,木已垂拱,不特点缀风景,并以提倡果木事业,泰山之西肥城产桃,硕大甘芳,帝制时代为进贡之品,名曰肥桃,该县有民办农场一处,为宋海亭所经营,场内有二年肥桃树苗八万株,冯氏离泰赴京前以一千二百五十元接办,现正派员往泰山移植中,闻后年即可结桃云。”

1936年春,宋海亭等人从尚里村(今属新城街道)等地买回优质肥桃枝逐棵进行嫁接,桃苗全部嫁接成功,当年冬又在成苗中间串种了毛桃。1937年3月初,冯玉祥指派专人将肥桃苗木移植安徽巢县老家竹柯村。到1938年春,肥城苗圃共出售桃苗10余万株。远在南京的冯玉祥将军心系桃乡,明令桃苗出卖比市价优惠1/3,以便贫苦百姓买得起,以利扩大种植面积。从1936年开始,冯玉祥指示留守人员在泰山试种肥桃,同时将泰山苹果苗移到肥城北仪仙村试栽。在所租的10亩土地中,8亩栽桃,2亩栽苹果。这是肥城最早引进栽培泰山苹果。以后数年,果实累累,肥桃、苹果均个大汁多。特别是苹果在当地还很少见到,群众争先抢购品尝,在集市备受顾客青睐。1947年春,国民党新五军侵扰北仪仙村,将果树砍伐殆尽,用作构筑工事。虽然果园被毁,但冯将军情系桃乡的善举却被肥城人民铭记于心,在民间广为流传。[11]

牵线搭桥

四川实力派人物刘湘在和蒋介石斗争当中,一直希望背后有一定的支撑,而这个支撑最好是拥有较强军事实力的红军,但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牵线人。

当刘湘得知冯玉祥第二次隐居泰山的消息后,于1935年4月派心腹张斯可秘密潜往泰山,面见冯将军,陈述了刘湘的处境和蒋介石对刘湘的态度,请求冯出招应对。冯当即派遣高兴亚随张斯可入川。临行前,冯玉祥对高兴亚说:我同共产党交朋友从来没有吃过亏,同蒋介石拜把兄弟却被弄得很惨,请刘湘以我比一比,他的军队经得起蒋介石挖墙脚吗?身在成都的刘湘听罢高兴亚的讲述,决定由浅入深地接触共产党。很快,延安派罗世文代表中共与刘湘会谈,刘湘也派叶雨苍去延安拜会了毛泽东。随后,刘湘还派人到延安学习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游击战术。

经冯玉祥牵线搭桥,刘湘与中共接上了关系。从此,刘湘对中共在成都组织的一些活动、办的一些报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暗中默许中共在四川的存在及其地下活动。他知道哪些人是共产党,但他去世前一个也没有抓。正是这个基础,促成了解放战争中川军的起义,使解放军得以顺利入川。[12] 冯玉祥两次隐居泰山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正是这些灵动鲜活的精彩故事,使这位爱国将军的形象更加可亲、可敬,使后人津津乐道、念念不忘。

[1] 唐向荣著:《辛亥滦州起义》,第203~204页。

[2] 唐向荣著:《辛亥滦州起义》,第206~207页。

[3] 李顿,英国人,在英国殖民印度时曾出任孟买省长、代理印度总督等高职。

[4] 冯玉祥著:《冯玉祥日记》1932年6月11日。

[5]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李顿调查团·李顿的手杖》一文,中华书局1985年2月版。

[6] 阎泽川撰:《土肥原“拜访”冯玉祥》,载《文史月刊》2010年第8期。

[7] 冯玉祥著:《冯玉祥日记》1932年4月11日。

[8] 李平一撰:《冯玉祥将军四轶事》,载《郑州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56页。

[9] 原名罗伦斯,立陶宛人,老布尔什维克,红军上校。

[10] [美]薛立敦著:《冯玉祥的一生》,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1] 何敬鹏主编:《肥城文化通览》,泰山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258页。

[12] 参见2013年9月25日《文摘周刊》第5版《刘湘与中共密约联手反蒋》一文,摘自同年9月14日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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