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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崖山惨案始末(三)成败原因探微
作者:档案管理科  赵学法  发布日期:2018/11/22 9:37:00  点击: 258



                                  三、成败原因探微

张积中苦心经营十年之余的黄崖寨土崩瓦解,万余寨民与附近百姓惨遭屠戮,官府却没有从山寨里找到半点谋反的证据。阎敬铭也感到无法向朝廷交待,便责成王正起、王成谦、王心安三人务必寻来证据。“三王”惶悚返山,遍搜山寨,仍未查到可做谋反罪名的证据。他们无意之间发现一箱戏衣,以此借题发挥,命人寻来七位缝工,将戏衣改为太平天国号衣及龙袍等物,又把黄幔改制成太平天国旗帜,而后又杀死缝工灭口。于是,张积中谋反便有了“铁证”。

黄崖山惨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冤案。从张积中曾经参与清军幕府机要以及四处躲避清、捻两军骚扰的经历看,对清廷并无反叛之心,只是厌恶腐败官场,拒绝与官府合作,一心想寻找一块清静之地,专心讲学授徒,建立一个超越现实的“世外桃源”。至于构筑山寨、加强武备,目的也是出于单纯的自保图存,虽有抗清意图,但并非为了聚众反清。因此,当时就有人愤而不平。泰安学人汪宝树曾游黄崖山,会晤张积中,闻变后写下《吊黄崖诗》等诗文,抒发悲愤,为蒙难者鸣冤叫屈。武定府人李佐贤更是直接称黄崖寨为“桃花源”。他在《焚桃源新乐府》诗中大声疾呼:“民言入桃源,初意似避乱,谁知避乱反蒙乱。有何罪,不可逭。不争不斗不抗违,竟从叛逆一例看。旁观侧目呼奇冤,千秋谁断此疑案。”之所以有人为其打抱不平,是因为这一冤案纯属官府误判,故意构陷,强加莫须有罪名。

北宗太谷学派被血腥镇压40年后,御史乔树楠南下苏州,投师太谷学派,引见人便是太谷学派南宗掌门人李光炘的得意弟子、《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或许因为乔树楠官任御史之故,太谷学派中人就请他代为张积中一案吁请昭雪。乔树楠于次年呈奏了吁请昭雪的奏疏,清廷委托山东巡抚杨士骧彻查具复。然而杨士骧见事体重大,涉及面太广太杂,把已经草拟的奏稿搁置下来,由此张积中黄崖山案始终未得定论。倒是刘鹗在他的《老残游记》中力图为张积中翻案昭雪。据诸多专家考证,《老残游记》第八回至第十三回写武城知县申东造派其弟申子平到桃花山访求江湖奇侠刘仁甫,文中隐写的“西峰柱史”便是影射张积中,而申子平恍如走进桃源仙境的风水宝地描写,即是黄崖山及其周边山色美景的真实写照。

自古以来,历代文人多向往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不仅中国文人如此,外国学人亦是这样。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托马斯的《乌托邦》,从欧文在美国搞共产主义实验,再到林语堂的《奇岛》等,无一不寄托着这种超现实的幻梦。这种理想集中反映了劳苦大众渴望美好幸福生活的心理诉求。正是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文化取向,催生了张积中构建的理想山寨。

儒家学说经过西汉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封建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经学,又经程朱陆王的第二次改造,发展为宋明理学,被专制政权所采纳,上升为官方的主流文化,在各种文化中起到了主导、统摄和挟制的作用。其他各种文化,要么向专制文化“臣服”,与之融合,因而得以生存和发展,如佛教、道教文化等;要么就是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排斥打压,逐渐湮灭于历史长河中,如墨家非攻兼爱文化等。经过两次改造后的儒家文化,其核心内容就是“三纲五常”,其中的核心是“三纲”,而“三纲”的重心又是一“纲”,即“君为臣纲”,父子之纲和夫妇之纲都要服从于君臣之纲。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是“天子”,是绝对的权威,即“四海之内,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一切都要以皇帝为中心、为转移,而经学和理学就是以“三纲”为主要思想武器,忠实地捍卫着帝王的封建统治。这种专制文化培养出来的各级官吏,以效忠皇帝、剪灭异类为己任,决不允许“王土”之内的独立王国存在,更不允许不臣之人现身于世。黄崖惨案表面上看是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殊死搏斗,实质上是专制文化对别样文化的绞杀。

黄崖山寨的败因,与张积中的极端文化个性有着密切关联。太谷学派自创立起,就因宗教神秘色彩被官方视为旁门邪道,斥之为“妖教”,创始人周太谷就因此而身陷囹圄,饱受牢狱之苦。张积中作为太谷学派北宗领袖,不仅没有接受周太谷的教训,反而独立特行,剑走偏锋,发展为狭隘的另类文化个性,一味敌视官府,仇恨官吏,誓死不相往来,拒绝沟通交流。文化性格决定个人命运,更关乎学术团体的兴废。张积中的偏激文化性格,以悲剧收场势在必然。

而太谷学派的南宗领袖李光炘却是另外的结局。黄崖山惨案后,太谷学派面临重大危机。作为太谷学派的南宗领袖,李光炘通过强化与地方社会力量的联系,努力改善与上层社会的关系,构建全新的社会支持网络。李光炘通过约束个人的言行举止,规范学派内部的组织活动,不断加强和彰显其学术属性,淡化其宗教神秘色彩,使太谷学派的社会生态系统得到明显改善。李光炘主动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太谷学派继续得到发展并发扬光大。李光炘的著名弟子是蒋文田、黄葆年和刘鹗。“黄崖惨案”后,蒋文田去继承“北宗”,但因黄崖山惨案的负面影响深重,始终未能形成气候;李光炘逝世后,刘鹗主要从事实业,以兴办实业襄助“圣功”之学。黄葆年则成为太谷学派“南宗”传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黄葆年被推为山长,在苏州兴办归群学堂,人称“黄门”。“黄门”在全盛时门徒多达万余,这在晚清、民国期间的学术流派中是仅有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太谷学派才自行解体,湮没在历史尘烟中。

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存在着文化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兼容现象。历代王朝对思想文化的专制政策,是既形之法律,又认真实践的。但是,传统思想文化政策中也夹带着自由主义因素。若忽视了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中华文明史上文化的繁荣与思想的发展。因为某种学术思想一旦上升为御用思想,就成为僵死的教条,不可能再有创新发展;文化的进步,学术的繁荣,只能依赖自由文化提供活力和动力。细观封建王朝的专制文化政策,可以发现它的定向性和专用性,它控制与管理的重点是涉及王朝政治、尤其是涉及皇权的那部分内容,即政治思想的专制,对于此外的各种思想意识与文化却是兼蓄并收、持一定开放态度的。太谷学派南北两宗的成败,就是这种文化政策导致的鲜明个例。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清]张曜著:《山东军兴纪略》清光绪年间刻本,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

庄建平编:《近代史料文库》,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张 鸣著:《重说中国近代史》,中国致公出版社2012年版。

[清]光绪十七年《肥城县志》点校本。

何敬鹏主编:《肥城文化通览》,泰山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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